開展職業教育國際合作，可以將國外職業教育的優秀理念、方法、課程體系等“引進來”，并讓中國職業教育理念、人才等“走出去”。這有助于滿足企業對國際化人才日益旺盛的需求、為助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提供人才動力，更有利于進一步完善我國職業教育體系，夯實人才根基。
4月上旬，職業教育服務“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發展論壇在重慶國際博覽中心召開。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副秘書長余有根在論壇交流中表示，將持續推進發展“一帶一路”職業教育國際合作。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合作步伐也隨之加快。目前，我國如何參與到職業教育國際合作中去？職業教育的國際合作怎樣助力中國職業教育發展？未來，我國應如何推進職業教育的國際合作？
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初見成效
全國政協委員、浙江金融職業學院院長鄭亞莉告訴科技日報記者，近十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職業教育對外開放，頒布了多份文件推動職業教育國際合作。
2019年國務院印發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特別指出，實施職業教育服務國際產能合作行動，加快培養國際產能合作急需人才，鼓勵引進國（境）外優質職業教育機構來華合作辦學，促進國際經驗的本土化、再創新。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門關于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強調，中國將在借鑒“雙元制”等辦學模式、引進國外優質職業教育資源方面取得政策突破。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強調，打造中國特色職業教育品牌、提升中外合作辦學水平。辦好一批示范性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
頂層設計的完善，推動著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進程不斷向前。目前，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已初具規模，職業教育院校的留學生數量逐年增加，中外職業教育合作辦學機構與項目數量穩健增長。
根據教育部中外合作辦學監管工作信息平臺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職業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共有40家，合作辦學項目共計907個。此外，魯班工坊建設聯盟、中國—東盟職業教育聯合會、金磚國家職業教育聯盟、未來非洲—中非職業教育合作計劃、世界職業技術教育發展聯盟等重要國際合作項目也紛紛“落地開花”。
“以浙江省為例，浙江省高職院校與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芬蘭5個國家的高校合作設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8家，與15個國家（地區）開展中外合作項目105個。”鄭亞莉說，“留學生培養方面，2022年浙江省招收培養留學生人數超過2500人，其中學歷留學生近1600人。全省16所高職院校與21個國家共建了22所絲路學院。這些雙邊和多邊職業教育交流合作平臺實質性地推動了職業教育中外合作，向世界傳播了中國職教聲音。”
開展職業教育國際合作是雙贏之舉
開展職業教育國際合作，可以將國外職業教育的優秀理念、方法、課程體系等“引進來”，并讓中國職業教育理念、人才等“走出去”。這有助于滿足企業對國際化人才日益旺盛的需求、為助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提供人才動力，更有利于進一步完善我國職業教育體系，夯實人才根基。
鄭亞莉舉例道，浙江金融職業學院近年來通過國際化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累計為外向型企業輸送人才3100余名，開展“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國際貨運代理企業高研班等培訓，惠及企業500余家，培訓企業員工3000多人次，獲得行業企業高度評價。
記者還了解到，自2016年起，中國已累計建成20個魯班工坊，開設了工業機器人、新能源、物聯網等49個專業，對3200余人進行了學歷教育，培訓規模超1.1萬人，為合作國培養了大批技術技能人才，以此更好地服務當地的產業發展。
“此外，職業教育國際合作也能夠切實服務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鄭亞莉解釋道，國際合作可以有效推動職業教育與雙循環格局下的國內國際經濟市場的良性互動、協同布局；全面提升學生創新精神與競爭意識，更好地服務我國經濟社會轉型升級需要；助力職業教育打造與勞動力市場相契合，與產業結構相匹配的發展樣態，讓職業教育與產業共生共榮，更好地助力新時代制造強國的建設。
同時，推進職業教育國際合作，還能夠在與其他國家的比較和競爭中進一步完善中國職業教育體系。“現階段，這種完善主要體現在我國職業教育專業標準和課程標準的國際化上。”鄭亞莉表示，專業標準的“國際化”是提升中國職業教育知名度和影響力的“牛鼻子”。
在職業教育國際化進程中，我國職業院校可以對接世界經濟與合作組織等國際組織開發的職業標準、對接區域性地方組織開發的職業標準和資格框架、對接發達國家及其各行業組織開發的職業標準、對接大型跨國企業與全球行業領跑者開發的職業標準，幫助學生了解國際宏觀經濟結構和國際職業領域發展態勢，培養技術技能人才的國際視野，使我國職業教育在國際競爭中顯現出中國特色職業教育建設模式和經驗的優越性，樹立中國“職教品牌”。
三方合力提升職業教育國際化水平
鄭亞莉認為，“一帶一路”建設的縱深發展、職業教育的數字化轉型等都為職業教育國際合作提供了發展空間。以職業教育的數字化轉型為例，數字化轉型有助于世界各國職業教育加大數據分析應用的力度、深度和效度，實現個性化、精準化資源信息的智能推薦和服務，為管理人員和決策者提供及時、全面、精準的數據支持。
但也要看到，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事業同樣面臨著挑戰。
“從我國職業教育標準的國際地位來看，世界各國對我國職業教育還缺乏統一認識，我國職業教育‘走出去’缺乏一套完善的、先進的中國標準和體系。”鄭亞莉解釋道，“雖然全國已有160余所高職院校開展了國（境）外行業或專業標準開發，但這還遠遠不夠。”對此鄭亞莉建議，未來應充分考慮各國經濟社會狀況和職業教育發展水平，針對不同類型國家制定差異化策略。
“總之，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職業教育國際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我們既要學習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更要在博采眾長的基礎上融合提煉、自成一家，形成中國職業教育特點和標準制度體系。”鄭亞莉說。
此外，政府部門、職業院校和行業組織三方應形成合力，提升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水平。
鄭亞莉建議，政府部門要作好職業教育國際合作的質量保障，在政策賦能、管理體系、評價機制等方面作好支撐；職業院校要全方位作好調研、規劃和設計，要根據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明確辦學定位、辦學目標、專業發展戰略和人才培養目標，同時積極與本區域內的跨國企業深入溝通及合作，實現深度國際化產教融合，打造高質量中外師資團隊，為高質量開展合作辦學奠定基礎；行業組織要在行業主管部門的指導下，建立以知識、技能與能力為核心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資歷框架，力求有效銜接“一帶一路”國家的區域資格框架，以資歷框架的國際化打開職業教育國際合作的新局面。（實習記者 裴宸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