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職業教育供給歷經了以改造整頓為主的初步供給階段、以規模擴張為主的恢復供給階段、以建章立制為主的規范供給階段、體制改革的多元供給階段和服務國家戰略的黃金供給階段。遵循著從社會價值導向到個人價值導向的供給理念的轉變、從政府單一供給到多元主體復合供給的供給格局的轉變、從以規模擴張為主的體量供給到注重內涵建設的優質供給的實際提供能力的轉變、集權模式下的控制管理向服務型政府角色的協調能力的轉變、從權利依附下的自在生長到自為意識覺醒的學校運行能力的轉變。面向職業教育現代化2035的戰略愿景，我國職業教育要確立“多元取向”的職業教育供給理念、形成“多元主體復合供給共同治理”的供給格局、形成更加公平更有質量的職業教育供給品質。
關鍵詞：職業教育；教育供給；供給理念；供給格局；供給能力；供給品質
作者簡介：祁占勇，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丹，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生。
基金資助：全國教育科學“十三五”規劃國家一般課題“教育供給側改革的基本理論問題與制度保障研究”（BAA170014）。
職業教育作為與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類型，在我國壯大實體經濟、深化教育改革的背景下，辦好新時代職業教育是黨和國家的重要指示。然而，當前我國職業教育發展依然面臨著技能型人才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的矛盾、職業教育專業設置與產業結構之間的矛盾、職業院校辦學質量與老百姓接受優質教育期望之間的矛盾等一系列發展難題，其困境背后折射的是職業教育有效供給能力不足的問題。探尋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職業教育供給的變遷邏輯，總結歸納其階段性特點，展望職業教育未來走向，不僅有助于我們深入認識職業教育面臨的供需失衡問題，而且能夠全面思考推進職業教育領域體制機制改革和創新，加快職業教育現代化2035進程，促使職業教育向優質高效的供給品質、多元主體復合供給格局和辦學特色更加鮮明的類型教育轉變。
一、我國職業教育供給的歷史演變
教育領域的供需均衡指的是教育資源供求雙方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關于教育結構、質量和總量上達到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職業教育領域也是如此，只有各供給主體在不斷的調整和改革中，才能使供需關系逐漸趨于相對均衡的狀態。對我國職業教育供給在規模、結構和質量上的階段性特征和重大職業教育政策制度分析，可將我國職業教育供給的發展演變劃分為六個階段。
（一）以改造整頓為主的職業教育初步供給階段（1949—1965年）
首先，以確立重要地位為供給理念。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總結報告上指出要重視發展技術教育，加強勞動者的業余教育和在職干部教育。之后，國家層面開始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隨著國家發展對工業技術人才、科學技術人才、中級管理干部的持續性需要逐漸加強。
其次，以調整整頓為發展方針。以1951年頒布的《關于改革學制的決定》將職業教育納入學校系統為開端，國家相繼頒發一系列政策對中等技術學校的招生標準、畢業就業制度、學校的領導關系、修學年限、專業設置、辦學宗旨、培養目標、成績考核、教材編審等方面做出規定，職業學校的各項制度臻于完善。
再次，以中等教育結構趨于合理化為供給成就。到1965年底，職業中學學校數量達到61626所，職業學校在校生人數為143.5萬人，普通高中為130.8萬人，分別占53%和47%，中等教育結構趨于合理。
最后，以兩種制度、三種結合的職業教育新發展路徑為供給特色。1965年3月，教育部召開了半農半讀教育會議，提出要積極試辦半工半讀中等技術學校，試辦的重點是中等專業學校和高等學校。此后，國家實施了擴大試辦農業中學和農業中等技術學校政策，在城市重點發展中等技術學校和高等學校的戰略決策，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二）以萎縮癱瘓為主的職業教育停滯供給階段（1966—1976年）
首先，職業教育管理層癱瘓。1966年，各學校進入了“停課鬧革命”的混亂狀態，職業學校領導干部被依據政治路線分為若干派別，受到批斗、抄家、監督勞動等迫害，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被嚴重破壞。1968年9月，毛澤東闡述了知識分子改造政策，“對過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學校畢業生早已從事工作及現在正從事工作的人們，要注意對他們進行再教育，使他們與工農結合起來”。之后，教育部門先后實行軍官、工宣隊進駐、干部下放勞動，教育行政機關和學校領導部門幾乎全部解散，職業教育領域管理層全部下基層參加勞動，大量的職業學校關門、停辦，許多工作被長期擱置。
其次，半工半讀教育制度遭受重創。1966年后，劉少奇等人被視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所積極倡導的半工半讀教育制度被視為資本主義雙軌教育制度，遭到猛烈抨擊。半工半讀學校全部撤銷停辦，時間長達10年之久，我國職業技術教育遭受重創。
再次，職業學校數量嚴重萎縮，教師、學生大量流失、校舍被占。1966年以后，半工半讀學校和職業中學全部停辦。據統計，1965—1972年間全國各級技術學校共減少397所，占當時學校總數的45%，中等師范學校減少47所，占當時學校總數的11.9%。以1965年招生數為基準計算，1966—1972年中等專業學校應招生大約124.8萬人，實際招生35.2萬人，約少招生89.6萬人。另外，全國礦工企業單位大面積占用中等專業學校校舍，高達750萬平方米，約37萬學生所需的學校建筑容量。1966年全國共有中等技術學校教師48萬人，到1971年減少至24萬人。干部下鄉，教師學生大量流失，校舍被占，學校停招，這一時期對職業教育造成了毀滅性打擊。
最后，著手恢復中等職業教育供給。1966年以后，職業院校、企業培訓機構大量關閉或停辦，承擔職業人才培養的教育機構數量嚴重萎縮。國家的經濟發展困難，社會物資供應短缺。1971年，國務院有關代表在全國工作會議上，提出務必恢復和辦好中等專業學校和技術學校，以適應國民經濟正常生產生活需求。1972年，全國各地的中等專業學校和技術學校逐漸恢復正常的教學秩序。1973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辦學幾個問題的意見》，提出要抓緊調整和適當發展中等職業教育。1975年，鄧小平堅持“科學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著手開展了包括職業教育在內的教育事業整頓工作，我國中等職業教育開始恢復供給。
（三）以規模擴張為主的職業教育恢復供給階段（1977—1984年）
首先，擴大職業中學比例。在1966—1976年期間，普通高中被盲目發展，職業中學數量嚴重萎縮，高考制度的恢復形成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現象，升學壓力和就業壓力催促著中等職業教育結構改革。在1979年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鄧小平首先提出要大力發展中等職業教育，改善普職比例失衡問題。1980年的國務院報告中再次提出，要加大中等教育結構改革力度，通過在普通高中開設職業班或直接改制成職業高中的方式擴大職業教育規模，增加職業教育供給機會。此后，全國普職比例失衡問題逐漸緩解，中等教育結構逐步趨于合理化。到1984年底，職業中學學校數達到7002所，招生人數達93.9萬人，在校學生數達174.5萬人，任職教師達10.4萬人，已初步實現職業教育的規模擴張目標。
其次，增加財政投入，加大供給力度。1983年，國務院聯合財政部發布決定，對職業技術教育追加一次性補助經費，用以擴大職業教育規模，改善辦學條件，各級地方政府也應根據財力情況積極支持城鄉職業教育的發展，為農業現代化培養大批農業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各職業院校要充分發揮補助經費的最大效用，將其用在發展職業教育最急需的方面。《關于在全日制普通中學專業學校建立學校基金制度的幾項原則意見的通知》發布以后，各地建立了職業技術教育中心，培育了大批專業師資，各院校辦學條件明顯改善，尤其是學校設備設施得到補充和更新。從1983年到1985年，中共中央財政每年都撥出5000萬元的職業教育補助經費，用以補充職業技術教育的基本物質條件。
再次，職業教育制度供給更加完備。在擴充中等職業教育規模的同時，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本、規章制度用以規范建設，如《關于全日制中等專業學校領導管理體制的暫行規定》《技工學校工作條例》《關于中等教育結構改革的報告》《進一步做好城鎮勞動就業工作》《關于1982年中等專業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關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結構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意見》《1984年普通中等專業學校招生規定》《關于在全日制普通中等專業學校建立學校基金制度的幾項原則意見的通知》等，文件從宏觀上跨越了發展職業教育的指導思想、戰略方針、體制改革保障措施等方面，從微觀上涵蓋了財政投入、教育對外開放、技工學校管理權限、招生制度改革、師資培養、管理干部培訓、教材編寫和職業培訓等方面。整體而言，這一階段的政策文件旨在調整中等教育結構和改善職業學校的教學質量，以制度供給為我國職業教育品質提高提供保障。
（四）建章立制的職業教育規范供給階段（1985—1995年）
首先，供給理念發生轉變。在國家確立了加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以后，黨和國家認識到職業教育的教育思想與管理體制也應服務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需要。因此，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下放教育管理權力，擴大了各校的辦學自主權，職業技術教育學校開始面向市場辦學，辦學理念由過去的僅僅按照上級行政指示辦學變為了結合學校自身特色、并與社會發展需要相對接。同時，隨著經濟體制的多元化，各種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對各種專業技術人才的需求大增，各社會團體、私人甚至港澳臺同胞及國外友人合作或獨立辦學的新局面被打開，這一階段職業教育供給主體由國家單一主體轉變為國家、社會和市場多元供給主體。
其次，以制度體系上的健全來完善供給。1985年，國家出臺了《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旨在調整各級各類教育體制以適應經濟體制改革需要，其中確立了要調整中等教育結構、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方針。在這之后召開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國職業技術教育工作會議上，針對職業技術教育的辦學體制、辦學規模、辦學條件、辦學思想都做出了具體規劃，對職業教育的各個供給主體該采取何種措施來促進職業技術教育的改革和基本建設都做出了明確規定，并指出要普遍建立起一個從初級到高級、行業配套、結構合理、又能與普通教育相溝通的職業技術教育體系。
再次，高等職業教育開始起步。1985年國家發布《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國家教委和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強普通高等專科教育工作的意見》和《關于推動職業大學改革與建設的幾點意見》，這些政策文件為高等職業教育規范化發展提供了清晰的改革思路和指明了發展路徑。在全國重點城市積極展開了高職試點工作，1991年邢臺高等職業技術學校率先在全國辦起高中起點、專科層次的高職教育，探索形成了“雙起點、雙業制、雙證書、訂單式”高等職業辦學模式。1994年，國家明確提出建立初、中、高三級相互銜接的職業教育體系，確立“三改一補”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基本方針。這一系列舉措理順了職業教育的管理體制、整合了現有的高等教育資源。總之，20世紀90年代初，對于職業教育的制度建設與高等職業教育的實踐探索初步明確了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軌跡和主要任務，繪制了我國職業教育體系基本藍圖，指明了職業教育未來發展之路。
（五）體制改革的職業教育多元供給階段（1996—2004年）
首先，職業教育走上法制化道路。隨著黨和政府對職教發展的前所未有的重視，在大量的教育改革思想的實施貫徹中，急需相關政策文件的法制化為其保駕護航。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的頒布，標志著我國職業技術教育進入了有法可依、依法治教的法制化發展軌道。之后，與職業教育相關的配套政策相繼出臺，如《大力發展推進依法治教為實現跨世紀發展職業教育的目標而奮斗》《中等職業學校收費管理暫行辦法》《關于調整中等職業學校布局結構的意見》《試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運行機制舉辦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實施意見》《高等職業學校設置標準》等，內容涵蓋了中、高職發展的結構、層次、學校標準、專業設置和組織管理等各個領域，為今后職業教育制度化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其次，中等職業教育鞏固發展為供給特點。1998年，國家有關領導提出“到下世紀初，我國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要從數量發展為主轉移到鞏固提高為主”。在1999年發布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計劃》中，要求加大職業教育辦學體制改革、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及招生就業制度的改革，鼓勵社會力量以多種形式興辦職業教育。在這一階段國家發布的政策也都是針對中等職業教育某內涵建設的某一方面進行設計，包括中職學校布局結構、教學改革和教師隊伍建設等。如《關于調整中等職業學校布局結構的意見》《中等職業學校專業目錄》《中等職業學校設置標準》《全國中等職業學校教師在職攻讀碩士學位工作座談會紀要》《關于在部分有條件的中等職業學校做好綜合課程教育實驗工作的意見》等。
再次，高等職業教育供給成效顯著。2004年普通高等學校共招生447.34萬人，其中普通高等專科學校招生237.4萬人，占比53%，比1985年增長20.2個百分點；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共計1333.5萬人，其中普通高等專科學校在校生人數達595.6萬人，占比44.7%，比1985年增長19.3個百分點；畢業生人數共計239.1萬人，普通高等專科學校畢業生有119.5萬人，占比49.97%，比1985年增長18.7個百分點。總之，從1985年高等職業教育起步開始算起，19年的時間里，高等職業教育規模和質量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從總量上來說高職教育已占據高等教育領域的半壁江山，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培養了大量的高素質勞動者和專業技術人才，為我國高等教育實現大眾化做出了突出貢獻。
（六）服務國家戰略的職業教育黃金供給階段（2005年至今）
首先，增加財政投入，繼續擴大供給。自2005年《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頒布以來，我國職業教育經費總量逐漸上升，中等職業教育經費增長同普通高中經費增長趨勢基本吻合，其中財政性經費投入占總投入的主要占比，如2005-2010年中等職業教育財政性經費增速為19.8%，而非財政性經費增速只有3.1%。另外，中等職業學校生均公共財政預算經費2013年比2005年增加6910元，增長了近3倍。中央財政專項經費投入也不斷增長，2004—2013年，中央財政投入1113億元支持了4大類職業教育重大項目建設，經費投入是教育事業發展的必要條件，經費的持續增長體現了國家對發展現代職業技術教育的高度重視與迫切需求。
其次，以建立具有中國特色職業教育體系為供給目標。我國職業教育一直在理論和實踐方面探索適合國情的特色發展道路，在新世紀，建立具有中國特色職業教育體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勢在必行。在20世紀60年代，由劉少奇同志提出的“半工半讀”的職業教育發展模式就已出現，并取得良好辦學效果。在現階段完善“工學結合、半工半讀”模式對于加強“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具有重大促進意義。另外，繼續大范圍推廣集團化辦學，以辦學主體多元化（政府、院校、企業）的結構特點實現產學結合、工學一體的功能優勢，旨在提升職業教育體系的整體適應性。
再次，以辦好類型教育為供給特色。《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中明確表示“職業教育是與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完全不同的兩種教育類型，具有自己鮮明的特點和特色”，“要把職業院校從過去的學科知識體系的課程設置和教學實施，逐步轉向基于職業工作過程的、模塊化的課程設置和項目制的教學實施”，該方案明確了當下我國辦好類型教育的發展任務，為職業教育發展困境指明了解決路徑。近年來，我國職業教育雖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職業院校辦學特色不突出、辦學質量不高的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以類型教育為突破口深化職業教育改革，促進產教融合校企“雙元”育人機制，健全國家職業教育制度框架，創建一批具有中國特色的高水平職業院校，這將是打贏職業教育提質升級攻堅戰、辦好新時代職業教育的重要開端。
二、我國職業教育供給的演變邏輯
探討職業教育供給的變遷邏輯，不僅可以反映出職業教育在不同歷史時期下受政治、經濟、文化影響的動態發展過程，而且可以直觀地窺探職業教育在供給理念、結構、質量和總量上的變化情況，能夠有效把握國家、市場和第三部門對職業教育的供給與職業教育發展之間的密切關系，并進一步推動職業教育供給側改革，促進職業教育供給體系的完善和供給質量的提高。通常來講，對教育供給的分析框架是從對純公共產品的供給績效分析框架轉化而來，純公共產品供給績效取決于供給意愿、提供能力、生產效力、連接機制四個供給要件的滿足情況。但職業教育屬于準公共產品，對其供給的分析不能完全照搬純公共產品的分析模式。本文認為，可以從五方面來分析其有效供給能力。
（一）以職業教育供給理念：從就業導向到生涯發展導向的轉變
教育理念是指在實現教育目標的過程中，各供給主體所作的契合教育期望的價值選擇，職業教育供給理念滲透了權力主體在不同歷史時期為了滿足政治經濟發展需要的教育偏好，是對于職業教育的職能、目的和教育過程中的知識價值觀的反映。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職業教育理念經歷了從就業導向的工具理性到以生涯發展導向的本體理性的轉變，其中貫穿了從滿足政治發展需要到權衡各利益主體的供給動機的轉變，職業教育以個人價值為導向、以生涯發展為目標的理念訴求順應了教育發展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是職業教育理念發展的新起點。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處于內外交困的局面，為了快速發展國民經濟、以新文化革新國民頭腦，使新中國快速進入平穩發展階段，政府在這一時期實施的教育體制和發布的教育政策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職業教育領域亦是如此。如1952年確立的“各級教育部門和業務部門統一領導、分工主管”的原則，頒布的《關于整頓和發展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的意見》等，都旨在解決國家初、中級管理干部緊缺的問題。在這一階段，政府作為職業教育的單一供給主體將職業教育維持統治的政治效益發揮到最大，職業教育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維護社會穩定的歷史特點十分鮮明。1979年改革開放以后，國家面臨著各個生產部門的恢復和重建任務，物質資料的匱乏和生產力的落后嚴重阻礙著國家發展進程。無論是辦學理念的市場化，還是供給主體的多元化，無一不體現著職業教育受經濟效益的牽動和服務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特點，職業教育適應產業結構變革，“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的教育目的十分明顯。2010年以后，關注職業人存在和發展的意義逐漸在國家相關政策文本中顯露。如“職業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會，著力培養學生的職業道德、職業技能和就業創業能力……要體現終身教育理念，滿足人民群眾接受職業教育的需求”，終身教育、核心能力、大國工匠、勞動尊嚴等詞組的竄熱，反映著政府開始將學生的全面發展和終身發展作為相關因素融入到教育發展規劃之中，職業教育政策話語取向開始向個人價值本位靠攏。職業教育不僅能夠為就業市場提供人力資源，而且是技能型人才的培養皿、加油站，如何服務于終身教育體系建設，如何為職業人才提供準確的職業發展規劃，如何培養學生適應未來變化的能力，已經成為職業教育供給的新著力點。從工具價值到本體價值的職業教育理念的轉變，從就業導向到生涯發展導向的培養目的轉變，體現了統治階級供給動機從滿足政治經濟發展需要轉向更加關注對受教育者的生命本體的關懷。職業教育理念作為指導職業教育事業健康發展的指南，在未來將更具科學性和人文性，將伴隨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加速而更加關注個體本身的發展需求，為職業學校學生給予立世之技和奠定一生的精神追求是職業教育永遠的職責使命。
（二）職業教育實際提供能力：從層次教育到類型教育的轉變
職業教育供給的實際提供能力指的是職業教育多元供給主體在不同歷史階段對于職業教育發展所必需的人財物等資源的提供和配置能力。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職業教育經歷了由規模擴張到內涵建設的發展路線，職業教育供給能力在各主體的努力下得到顯著提升，這不僅表現在教師隊伍專業素質的提升、國家財政撥款力度的加大、課程專業設置逐漸標準化、人才培養規格的提高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更重要的是，我國職業教育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教育層次定位開始向教育類型轉變，從模仿普通教育到突出職業教育辦學特色、走職業教育自主發展道路，這條路中國人民走了70年，并將堅定不移地繼續走下去。挖掘中國特色職業教育潛力，提升職業教育供給主體的供給能力，使教育供給更具完備性、均衡性、適需性，有利于把我國建設成為教育現代化強國，使中國職業教育走向世界舞臺中央。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各行各業對技術人才的需求大增，國家在《整頓和發展中等技術教育》中明確表示，要求中等技術學校辦成專門化的、單一的、短期的、速成的技術學校或職業技能訓練班。這時的職業教育僅僅作為普通教育的補充，更多的是發揮著職業培訓的功能。與同等時期的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職業教育尚未形成完整的體系，在各教育類型中處于邊緣化的位置。改革開放以后，國家積極發展高等職業教育，將部分重點中專學校改建為大專，以及提倡在經濟發達城市舉辦職業大學和高等專科學校。這一時期，相比于體系完善、制度健全、功能豐富的普通教育而言，高等職業教育僅僅作為走向工作崗位之前的教育階段而存在，無論是在人民群眾的教育觀念中，還是在國家的教育體制體系中，職業教育都承擔著以就業為導向的專科層次的教育定位，與集升學、工作、留學為一體的普通教育相比相形見絀。從1985年教育體制改革開始，建立起從初級到高級、普職融通的職業技術教育體系提上歷史日程，到目前，我國已基本形成上下貫通的職業教育體系，深化校企合作、產教融合，建構學歷教育和培訓教育融合貫通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成為新的時代任務，突出應用特色、深化產教融合、體現終身教育理念、助力精準扶貧等時代主題，書寫著我國職業教育的類型教育的特點。我國職業教育作為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廣大青年通往成功成才大門的第二條路徑，作為技能傳承、實現就業創業的重要手段，正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的中國特色職業教育發展之路，走向中國教育現代化。
（三）職業教育供給主體關系：從單一封閉到動態協調的轉變
公共產品的供給過程包括提供和生產兩個環節，生產是指公共產品或服務得以成為存在物的過程，提供是指對公共產品的授權、資助、獲得和監督。本文中所使用的職業教育供給含義是指政府、企業、個人、社會團體等供給主體通過投資、資源建設、管理、教學考核等活動提供職業教育服務的過程。職業教育作為社會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的產物，其供給主體隨著社會進程而演變，供給主體關系由單一封閉到動態協調的轉變體現了該階段的利益相關者和權力主體的嬗變，具有一定的歷史性和相對性。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在教育領域確立了“以俄為師”的方針，展開了對蘇聯教育的全面借鑒和學習。對國民黨時期建立的職業教育開展了接管和改造工作，政府采用強制統一的行政方式進行教育資源配置和管理。政府作為職業教育供給的單一主體，在教育體制、教育制度、學校管理、教學資源方面做出規定和補充，并對職業院校學生實行計劃培養，這一系列措施對于職業院校迅速恢復元氣起到積極作用，但是這一階段我國職業教育供給主體關系呈單一封閉的狀態，職業教育供給活力難以迸發。到了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市場需求的擴大和政府供給能力的有限性導致供給主體朝多元化的趨勢轉變，國家開始將地方政府納入到職業教育供給主體當中，如在1983年發布的《關于追加發展城鄉職業技術教育開辦補助費的通知》中規定，“根據地方財力，也盡可能地撥出相應經費，積極支持城鄉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在1985年的《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提出“鼓勵集體個人和其他社會力量辦學”。這時，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民間資本都參與到職業學校、技工學校或培訓機構的辦學和管理中來，市場力量的介入為教育事業注入了新鮮血液，供給主體由單一向復合的轉變帶來了職業教育領域的欣欣向榮局面，也促成了供給主體關系由單一封閉向動態協調的轉變，政府、學校、企業三方主體在利益博弈和力量作用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我國職業教育產業化、市場化的辦學趨勢，以滿足不同消費群體的經濟、文化需求，職業教育供給在多方協同條件下趨向穩定和健康發展。
（四）政府協調服務能力：集權模式下的控制管理向服務型政府角色轉變
協調服務能力指在公共產品供給的過程中，有效連結提供與生產的管理協調機制。在職業教育供給過程中，政府協調服務能力是指政府在調節各職業教育供給主體關系、對供給資源的配置方式及對各生產單位的監管和評估能力。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政府在職業教育供給過程中扮演了從集權模式下的壟斷控制向服務型政府角色的轉變。
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20世紀80年代之前，國家在教育上采用了強制性統一分配教育資源的方式，并采用單線式的行政方式進行教育管理。這一時期我國職業教育發展體現了明顯的政治驅動特征，政府作為職業教育的建設者和指揮者，對職業教育的集權式管理控制達到頂峰。如“注重技術教育，加強勞動者的業余教育和在職干部教育。給青年知識分子和舊知識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適應革命工作和國家建設工作的廣泛需要。”1978年，教育部和國家勞動總局發布通知，“經國務院批準，全國技工學校的綜合管理工作，由教育部劃歸國家勞動總局，教育部在師資配備和教材編寫方面給予協助”。這種由中央統一領導，教育部門和勞動部門分工管理的治理體制在改革開放以后得到轉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促進了教育領域的市場化和產業化。社會力量和民間資本的參與形成了職業教育供給主體的多元化。多元主體（政府、市場、第三部門）在職業教育領域的利益博弈和制衡造成職業教育管理權的變化，最終完成了以“統一管理、分工負責”到“以地方統籌協調”為核心再到“以國務院領導下多元參與”為核心的管理機制的轉變。進入新時代，政府繼續深化教育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讓渡更多權力給社會和市場，激發了各職業教育組織機構的辦學活力和增強了各利益主體的協同合作能力，以及通過一系列法律法規的頒布來實現統籌規劃、政策引導、監督管理職能，通過委托管理和“管辦評”聯動機制提高政府公共服務能力，管理方式逐步向督導評估式管理轉變。
職業教育的綜合改革要求政府向“有限型”“責任型”“服務型”政府角色的轉變，這也符合“十三五”規劃中提出的“基本實現管辦評分離，形成政府依法管理、學校依法自主辦學、社會各界依法參與和監督的格局”的期望和要求。政府管理權限的下放和讓渡是對民間資本參與社會治理的認可和重視，是解決“政府失靈”的有效措施，隨著我國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的轉型，運用社會力量和市場手段進行職業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有利于解決政府在管理過程中的“越位、缺位、錯位”現象。政府由管控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角色的轉變，也更能發揮政府的督導監管職能，推動以滿足社會需求為導向的教育質量的提高和教育公平的實現。
（五）職業學校運行能力：從權利依附下的自在生長到自為意識的覺醒
學校運行能力是指職業學校和職業培訓機構的組織管理能力、資源的利用程度及人才培養質量的高低。政府相對充足的財政供給能力和制度保障機制能否轉化為有效的提供能力，學校作為教育產品的供給環節，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年來，我國職業學校的運行能力經歷了從權利依附下的自在生長到自為意識的覺醒過程。
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間，國家以無限政府模式對職業教育領域實施統一管控，擠壓了其他主體生存空間，本應豐富多彩的大舞臺變成了政府部門的獨角戲。各校的運行能力在政治意識的把控下無法開展，只能在對國家權力的依附下自在生長。為了在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撐的保障下，以先進的科學技術帶動生產力發展，政府對職業教育的發展制定了詳盡的行動準則。如1980年在《關于中等教育結構改革的報告》中，政府對學制系統、修業年限、專業設置、師資配備、課程設置、教學考核、畢業就業等方面做出具體規定，職業院校和培訓機構以服從行政指示為準對學校展開管理，學校辦學自主權無法行使，嚴重抑制了學校的辦學活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建立，國民經濟對于職業人才的需求增加。“職業教育辦學水平的不斷提高和西方先進職教理念的引入，自主管理、科學管理、多元管理逐漸成為職業教育管理意識里的重要組成部分”。學校管理主體對于微觀管理權限的擴大和管理規律自覺性的提高，超越了之前短淺的功利驅動或是為上級交差的行動傾向，出于對學校專業發展和社會需要而進行的自覺選擇越來越多，如高等職業院校的興起和新世紀集團化辦學的創造性應用，體現了我國職業學校和培訓機構自為意識的產生，在此過程中管理主體的專業性、反思性、創造性、能動性特點同時顯現。
職業院校在新時代的發展路線：“持續完善學校設置、師資隊伍、教學教材、信息化建設、安全設施等辦學標準，建立健全職業培訓標準，推動職業教育辦出特色和水平”，這是《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2019）對于職業院校標準化辦學的重要指示，各院校要與相關行政單位和行業生產部門統籌協調，繼續走深化校企合作、產學研結合發展道路，與行業企業走互惠互利、合作共贏之路，釋放中職和高職院校的辦學活力和創造力，服務于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的辦學目標，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后備力量。
三、面向教育現代化2035的職業教育供給的未來展望
職業教育的變革和發展映射著各特定歷史時期的經濟體制變革和社會生態發展，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職業教育得到了巨大發展，在教育領域里從默默無聞到備受矚目，形成了規模相當、體系完善、結構合理的職業教育供給現狀。面向教育現代化2035，要想進一步滿足人民群眾對于高質量高層次的職業教育需求，發揮職業教育對于培養勞動者核心職業能力、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助力經濟結構轉型、激發全社會生產力和創造力的作用，必須從職業教育的供給端著手，推動職業教育體制改革和創新，使供給質量更優質、供給方式更多元、供給結構更合理，以適應滿足不同社會群體的職業教育需求。
（一）確立“多元取向”的職業教育供給理念
首先，在強調教育資源均衡分配的社會背景下，確立“公平與效率并行”的職業教育理念十分必要。在改革開放以后，為了滿足經濟發展對于智力支撐和人力資源的需要，政府確立了效率優先引導職業教育發展的方針，發展意識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進入新世紀，隨著人民對于接受高質量的教育需求愈加旺盛，提供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可持續發展的職業教育十分必要。政府應通過更具操作性定義的政策制定，來調節市場機制下職業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如“職業教育資源要向農村、少數民族地區、欠發達地區傾斜”“統籌城鄉職業教育均衡發展，實現職業教育一體化”“繼續推行中等職業教育免費制度，建立健全職業教育貧困生資助制度”以此來保障落后地區和弱勢群體的教育權益。
其次，確立以人為本、全面發展的培養理念。在過去，我國更多強調職業教育對于促進經濟發展的工具價值，而忽視了職業教育對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能力養成的本體價值。未來職業教育供給應更加注重內涵建設，建立起融合職業精神、職業知識、職業技能為一體的職業教育發展觀，在職業技能培養中更注重關鍵能力的養成、未來職業道路的規劃和個人理性發展。正如李克強總理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那樣：“我們要以現代職業教育的大改革大發展，加快培養國家發展急需的各類技術技能人才，讓更多青年憑借一技之長實現人生價值，讓三百六十行人才薈萃、繁星璀璨。”遵循“國家主義”與“個人主義”、“社會價值”與“本體價值”的職業教育價值理念的有機融合，才能促進職業教育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廣大青年創造人人出彩就業機會的夢想實現。
（二）形成“多元主體復合供給共同治理”的供給格局
首先，推進管辦評分離，構建國家、學校、社會之間新型關系。加快推進各供給主體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促進治理格局朝“政府統籌管理、學校自主發展、社會參與治理”的方向發展。中央政府繼續簡政放權，進一步擴大地方政府和職業院校的在人、財、物方面的管理調配權，加強教育行政部門與其他生產部門的組織協調，如財政部、人力部等相關部門，應積極配合落實教育管理體制改革中的舉措。同時，教育部門要綜合運用法律法規、政策制度、行政命令、財政撥款、信息服務等手段，引導和督促學校規范辦學、靈活辦學，推動職業院校總結自身發展規律，辦出特色和水平，以試點的方式引領職業教育教學模式改革，為職業院校提高培養質量探索出更多路徑。
其次，規范多元主體供給的運行機制，形成政府監督、校企合作的組織體系。基于以奧斯特羅姆為代表的制度分析學派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論，政府作為職業教育多元供給主體之一，是作為一種監督機構的身份存在，而“非核心政府”。政府應通過立法、撥款和相應的行政手段從宏觀上對職業教育發展的方向、規模、速度、重點和布局予以調控，對職業院校的辦學行為和產品質量進行評估和監督。
再次，職業院校應增強提高辦學質量和效益的自主意識和競爭意識。作為職業人才的生產部門，其產品是否為市場認同、社會需要；是否具有可持續職業發展能力成為衡量其供給質量的重要因素。在政府深化簡政放權的制度基礎上，職業院校應努力提升其產品在市場中的競爭力，通過辦學自主權的擴大積極推進內部管理機制改革和教學創新，使其所能提供的勞動力規格、層次和質量與市場需求對接更加準確。
最后，通過行業企業、職業院校、相關部門的協同合作實現集團化辦學。通過協調各方利益關系，進一步發揮職業教育資源的整合功能，在校舍、設備、實訓條件、師資等方面推動資源共建共享，以給予各方利益主體合理回報的方式調動其參與積極性，以實現集團化辦學促進教學鏈、產業鏈、利益鏈有機融合的組織目標。
（三）形成更加公平更有質量的職業教育供給品質
首先，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職業教育體系，以體系的建立推動引領各職業教育行為主體的自覺行動。把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和個人理性追尋作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指導理念，在現有的基礎上進一步上下延伸，將職業準備、職業繼續教育、職業培訓納入到體系當中，力圖突破現有的體系內部銜接不順、溝通不暢、體制不健全等問題，建立一個中高職緊密銜接的、普職融通的、且有完善制度保障的中國特色職業教育體系。
其次，以卓越的師資隊伍引領職業教育供給質量提升。借鑒西方國家對于職業院校教師隊伍的培養方案，通過拓寬師資來源渠道、嚴格準入資格、完善法律規章、暢通培訓機制等方式進一步提高我國職業院校的師資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聚焦于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高素質勞動力和技術技能型人才的目標，職業院校在師資隊伍構成中應體現“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無論是普通文化課教師、專業理論教師還是實訓指導教師，都應該以高尚的職業道德、前沿的知識儲備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充實自己，才能培養出具有卓越技能、匠心精神的技術技能人才。
再次，以職業院校為核心釋放供給活力。“校企合作、產教融合”是改變我國職業教育傳統辦學模式的重要突破點，職業院校應根據區域資源稟賦和產業結構特點調整專業設置，在為職業學生創造出更多就業機會的同時，以人力和智力支撐助力區域經濟結構轉型發展；同時，教學內容與生產內容相銜接。職業教育是以就業為導向的教育類型，其教學過程必然不同于注重學科知識體系的普通教育，職業院校要積極主動與企業建立合作育人機制，讓學生走進生產車間，以課堂所學服務于生產實踐，在強化鞏固專業技能的同時，為企業帶來生產效益。培養適合市場需要的職業人才是解決好就業難和招工難的關鍵之處，職業院校應建立勞動力市場調查中心，定期進行市場調研，為學校進行專業調整和人才培養方案調整提供現實依據，為學生提供客觀有效的就業信息和服務指導。在政府做好頂層設計、統籌規劃的同時，職業院校也應積極推進內部管理體制改革和做好資源配置工作，釋放辦學生機和活力，以高質量辦學吸引大量優秀青年進入職業院校學習，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更多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型人才。（祁占勇 劉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