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職融通是架起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橋梁。近年來，在國家宏觀政策驅動下，在區域高中階段教育現狀與困境倒逼下，各地競相開展普職融通試點。尤其是中等職業教育面臨自身生源不足且質量較差的發展困境，對普職融通顯示出濃厚的興趣，借此招收、儲備生源，同時擴大學校的社會影響。但整體而言，我國普職融通仍處于實踐摸索階段，其成效仍流于經驗性、淺表化，尚未形成可供全國復制的經驗。
2016年—2020年期間，江蘇、四川、福建、山東、浙江等省陸續出臺普職融通政策，推行普職融通改革試點，主要措施包括制定高中階段普職融通工作方案、推動普通高中課程體系改革，將職業教育相關課程納入普通高中教學安排，實現高中階段職業教育課程全覆蓋。通過舉辦綜合高中試點校、試點班等形式，在綜合高中辦學標準設置、招生方式、學籍轉換、課程方案、畢業考核等方面推動試點改革，創新普通高中與中職互融互通方式等。普職融通試點工作讓區域職業院校的生源質量和社會聲譽得到有效提升，滿足了學生、家長及社會的多元化教育需求，實現了學生升學與就業、創業的多種出路，解決了高中階段課程結構單一、普職兩類教育功能單一的問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各地試點院校也暴露出以下幾大問題。
基層試點改革功利意圖明顯。普職融通機制設計雖然是基于政策、需求及問題等多重原因，但普職融通機制改革的功利意圖明顯。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積極開展普職融通，最直接的動機是為了應對區域職業教育生源質量、規模下降的危機，旨在吸引優質生源就讀職業學校，改善區域職業教育生存困境。普職融通改革的功利動機是試點走向困境的重要誘因。參加普職融通試點的學生，最終都演化成進入普通高中，參加普通高考的結果，使雙向通的理想設計變成了單向通的現實局面。一些地方的普職融通改革在某種程度上異化成了學生轉學的通道，而不是綜合成長的方式。
試點機制設計打政策“擦邊球”。當前普職融通機制改革的亮點之一是“實行學籍流動”，但各地在機制設計時只能打政策的“擦邊球”，在“高一時注冊普高學籍，高二分流時選擇中職學籍或普高學籍”，這種學籍流動，學生大都以高二分流依然選擇普高學籍，最終以普高生身份參加高考為結果，成為學生“曲線救國”的路徑。這種學籍流動雖然讓區域職業院校的生源質量和社會聲譽得到提升，但是這種流動缺乏國家、省級政策文件的支持。
改革行政化干預強、內生動力不足。當前普職融通改革，某種程度上是地方教育主管部門行政干預下的機制創新，試點選取以“易溝通”和“易操作”為原則，對選“點”缺少可行性全面論證。試點中發現，改革的主要參與主體——普高的領導和教師受“高考指揮棒”的影響，其興趣點、關注重心在考取重點大學等升學率的攀比上，是頂著教育主管部門的壓力才參與“普職融通”的，缺乏改革的內生動力，投入的精力、時間都極為有限，一般是被動接受、象征性執行，甚至純屬應付，最終沒有發揮應有作用。造成當前普職融通困局的有兩大共性原因：
一是普職融通“雙向互動”的校際改革較少。目前普職融通實踐仍然大多停留在校內整改層面，學校之間、學校與社會之間的雙向互動仍較少。校內普職融通屬于學校內部的規劃與調整，教師、課程資源、制度程序等各方面影響因素統一起來難度較低，是最基本、最易實現的，但同時也是效果最弱的。隨著社會對人才要求的變化以及核心素養等教育理念的發展，深化普職融通必須將重點轉向校際合作，形成“雙向互動”。
二是課程融通內涵建設不足。課程融通是普職融通的基本載體，從現有的實踐探索來看，普職課程融通的理念與實踐均遭遇到重重困難，普職兩類課程分離依舊，課程設計與開發缺乏理論指導，課程設置僅僅是普教課程與職教課程的機械拼湊、簡單相加，并沒有真正打破“學術”知識與“職業”知識的障礙，走向更深層次“學術”課程與“職業”課程的融合。
普職融通社會認可度低，出現“中職普高化”現象。社會對普職教育的認知存在偏誤，普職不等值。人們普遍認為接受普通教育和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在學習成就、未來收益、社會認可、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存在差距。人們通常將職業教育視為“二流教育”，是成績不好學生的最后出路。在理念沒有發生根本轉變、職業教育無法被客觀看待的情況下，即使一些地方進行了推動普職融通的多種嘗試和探索，結果仍是普通教育更受歡迎。普職融通存在職業高中向普通高中的單向傾斜，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在培養目標、教育內涵乃至課程體系方面都沒有區別，結果出現“中職普高化”現象，即中職教育向普通高中教育靠攏。
健全普職融通制度是“十四五”期間我國在職業教育領域要做好制度建設的三件大事之一。打破普職壁壘、實現普職融通，要從加強普職融通的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建立與普職融通相匹配的國家資格框架、完善高職分類考試，充分發揮評價的導向作用和提高社會對職業教育的認可度等方面進行破解。
加強普職融合的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我國普職融通政策仍停留在政策提倡階段，普職融通因缺乏明確的指導意見而導致實施動力不足。要推動并深化普職融通的有效改革，需要變政策“建議”為政策“意見”，從政策“可操作性”和“執行力”方面細化設計，如在普職融通過程中的課程設置、學分互認以及學籍轉換等方面細化政策指導，為普職融通改革尋找有效的突破口，以此來促進學生橫向和縱向甚至跨界的流動，有效保證普職融通的推進。
建立與普職融通相匹配的國家資格框架。在推動普職融通改革中，構建普職之間的等值通道至關重要。國外職業教育發達國家通過國家資格框架制度，成功搭建溝通普職的通道與網絡。英國通過多年努力，對國家資格框架體系進行了多次迭代，形成了將普通中等教育、職業教育與培訓以及高等教育資格證書均包括在內的規范資格框架，根據學習量和難度水平對不同的資格等級進行劃分和標示，在普通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間搭建了可等值、可對比、可溝通、可銜接的橋梁，從制度層面確保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有相似的發展機會和空間。我國也可借鑒國際經驗，構建并完善國家資格框架制度，實現普職融通的外在保障。
完善高職分類考試，充分發揮評價的導向作用。普職融通中最為重要的策略是課程融合。其實現形式目前多為在普通高中增添或滲透職業教育課程，即通過綜合課程實現綜合教育，以達到學生的全面發展。然而，在強大的高考制度框架下，多數學校不得不壓縮與高考無關的職業教育課程，職業教育課程持續受冷，普職融通成為擺設。有效推進普職融通改革，必要前提是高考制度的改革，按照學術型人才的高考模式和技術技能型人才的高考模式選拔人才，更多的學生才能主動轉向職業教育求學。因此，進一步完善高職“文化素質+職業技能”分類考試制度迫在眉睫。
提高社會對職業教育的認可度。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引進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體系一直未取得理想效果。有學者將這一現狀歸因于中德兩國大眾職業教育觀的不同，德國人的敬業態度并不因職業的不同而變化，這種職業教育價值觀為德國職業教育的崇高聲譽奠定了觀念基礎。基層實踐經驗也認為我國大眾對普職教育的認知存在偏誤是造成當前普職融通難以深化的重要原因。為此，筆者建議，一是加大對技能大賽冠軍、大國工匠、勞動模范等職業教育培養的優秀人才的宣傳，向公眾展示接受職業教育學生所獲得的直接性收益，資格證書、榮譽稱號等符號性收益，以及未來發展和上升空間等發展性收益，彰顯“人人出彩、人人皆可成才”的教育理念；二是繼續加大職教活動周的宣傳力度，鼓勵和支持職業院校開門辦職教周活動，加強職業教育辦學的開放性，讓社會深度了解職業教育，消除人們對職業教育的誤解，提升職業教育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
（作者尹玉輝 單位系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與繼續教育研究所）